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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云顶娱乐2322com文学资讯 2019-11-23 16:3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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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娱乐2322com里尔克的作品最早进入中国文学的视域,林场茅屋的生活使冯至零距离地接近了自然和山水

在里尔克对于诗人形象和品质的重新塑造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或许是“工作”意识的引入。他赞赏罗丹,常常引用罗丹喜欢使用的“工作”一词。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里尔克多次提醒收信人卡卜斯应当严肃地、隐忍地工作:“你最内心的事物值得你全心全意地去爱,你必须为它多方工作”;写信人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也应当以“工作”缔结:“男人同女人从一切错误的感觉与嫌忌里解放出来,不作为对立面互相寻找,而彼此是兄妹或邻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场去工作”。

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

奥登曾在他著名的“战时十四行”组诗中,将里尔克和抗战时期的中国联系在一起:“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里尔克和中国命运间的联系让冯至惊奇,但也令他相信其间蕴含的某种必然:在艰难而漫长的战争时期,里尔克和奥登这样的诗人促使中国诗人们重新发现和遵循为社会整体服务的工作伦理。这种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那里就显露出来的文化立场,在战时获得了新的内涵,它并非消极的避世、沉寂,而是意味着采取更质朴的姿态,在不同的地位和职分上更深地进入社会生活,将个体的思考和写作融化在全体民众的呼吸中。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1938年,冯至翻译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最早在中国出版,从此成为现代诗歌写作者和爱好者心中的经典之作,里尔克的诗歌也成为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风格之重要来源。

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

1941年,冯至在蛰伏多年后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这一段小小的爆发与里尔克关系甚大。里尔克为冯至带来了走向现代主义诗风的转折点,而来自里尔克的十四行诗体裁不仅是形式、风格,更对应着新的世界观。抗战时期,社会上种种事象更加急剧地对立,在这样动荡纷乱的情景之下,冯至发现了十四行诗形式包含的巨大潜能,它能够让“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如里尔克一样,冯至凭借十四行诗的阅读和书写,发现着个体与宇宙万物之间都存在的相互关联、转化,这种认知的获得也是他从个体抒情走向集体政治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散文集《山水》中最能体现冯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和思考的篇章也正是林中小屋时期的作品。身处自然怀抱中的冯至得以短暂地远离战争的阴影以及都市的喧哗,孤独地面对自然,开始思考生命与自然的更深层的维系,写下了《一棵老树》《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等散文精品。在《一棵老树》中,有如“折断了的老树”的放牛老人,“掺杂在林场里的鸡、犬、马、牛的中间,早已失却人的骄傲和夸张。他‘生’在这里了;他没有营谋,没有积蓄,使人想到耶稣所说的‘天上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这就是冯至所洞见的人在自然中的本真状态,没有矫饰,也离却矜夸,仿佛“‘天上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一样自然自在。《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则叙写了一个历经浩劫,已凋零了七十多年的山村,“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但恰恰是这默默地荒凉在人类历史之外的已经踪迹难寻的小山村,与作者的生命有着隐秘的沟通:“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诚如钱理群所说:“作家‘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就发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和谐,以及自然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共有的坚忍、沉潜与尊严。”

诗人的“工作”意识

冯至在1985写作的《昆明往事》中这样谈及这一“林中小屋”时期:“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个别的篇章,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三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分写不出来。”林场茅屋的生活使冯至零距离地接近了自然和山水,学会的是从亘古的大自然中领悟生命和历史的奥秘。

在书中,我们能看到一种有机整体的生活观念,而这观念隐含着与浪漫派诗人有所不同的前提——写作和创造并非全有赖于天赋、灵感,更多的是依赖对于生活持续的努力、自觉的安排;诗歌不应该是和日常生活对立的,更应该从日常经验中获得营养。与此同时,里尔克也提供了不同于浪漫主义诗人的处世方案和准则:它反对高蹈、傲慢或颓废,主张忍耐、谦恭和情感的节制。里尔克呼吁诗人一方面虚心观看和理解自然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一方面忍受个体命运的寂寞和苦难。

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与中国诗人相遇

由此,冯至已经由20年代鲁迅所谓“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转变为李广田所说的“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20年代的意象抒情和少年情怀转化为40年代内敛沉潜的诗思以及凝重深沉的意态。这或许正是冯至评价里尔克时所说的“在从青春进入中年的道程中”所产生的“新的意志”。朱自清在《诗与哲理》一文中说:“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象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并认为冯至的《十四行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得从沉思里去领略”。

里尔克所说的工作不只是一种社会职业,更是为永恒价值和真理而艰辛付出的态度,它指向了个体内心与世界之间的深刻联系,建基于漫长耐久的自我洞察和对事物的谦卑体察。在他看来,工作能够将人和人、人与物联系起来,它转化着生命最根本的、无法消除的“寂寞”,使之富有意义。

冯至曾经两度酝酿《伍子胥》的写作,而且都是受到里尔克的诗体小说《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直接触发。他回顾自己在1926年最初读到这篇小说时的感受:“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收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冯至在《伍子胥》后记中提到,他当时就想用里尔克的这种诗化的文体把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改写一遍。但是经历了抗战的流离之后,他写出来的作品与里尔克的诗体小说不再相同,“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如果说当年冯至“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的美丽的遇合故事,“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那么,当1942年从头拾捡起伍子胥的故事,在浪漫的诗情之上又渗透进了思想的成分,在主人公逃亡和复仇的故事线索背后,作者关注的是人生启悟的思想历程,在伍子胥浪漫而神奇的遇合之中蕴含着对生命的哲理的思考,伍子胥的一切所见都化成了他的感悟,他思考的是各种互斥又互补的观念形态:自由与责任,庸俗与高贵,投入与超脱,眷恋与弃绝。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中所面临的正是这两个世界:感性而具体层面的现实世界与哲理思辨的观念世界。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进入中国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也迅速地将“工作”伦理引入了战时中国的社会语境,它不仅对应着一种写作和生活方式,更暗中针对诗人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文化身份想象。随着战事的展开、蔓延,许多知识分子和诗人愈加急迫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尽管疏离于社会物质生产和斗争,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在社会文化有机体中有所作为。1938年何其芳在成都办刊物《工作》,用来宣传抗战,号召知识人和写作者在后方承担起自己的工作,实践着他后来宣称的理想自我:“我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战时的冯至自己就频频提到“工作”,他鼓励青年像里尔克那样隐伏,“暗自准备将来的伟大工作”,并回忆二十年前罗素在中国演讲中强调的工作意识。罗素认为,中国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冯至赞同罗素的观点,相信中国的命运建立在真正工作的人身上。

创作《十四行集》时期的冯至蛰居于“林中小屋”,“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象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的象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好的一本诗集《十四行集》就是这样创生的。

可以说,尽管里尔克和《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谈论的问题看似抽象、普泛,但它处在里尔克、冯至和中国之间宿命般的相遇点上,联通着具体的历史语境,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焕发出激荡人心的活力。里尔克不仅改变了中国新诗的面貌,更凭借他的作品、人生态度特别是《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部书,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一代诗人乃至众多青年的心灵史。著名的文学研究者贺桂梅就曾回忆道,在她的青春时代,就从冯至翻译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理解了怎样对待‘寂寞’,怎样独自‘担当’自己的生命而成为一个‘新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阅读体验,还会在当下和未来不断发生、不断到来。

冯至从自然中获得的是更具有长时段意义的哲理领悟,这种领悟也同时凝结于《十四行集》之中。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认为,《十四行集》和《山水》,“在诗和散文两方面”都站在“一览众山小”的高峰。尤其在沉思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两部作品集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里尔克信中的“神”也不完全等同于宗教意义上先验存在的神。在他笔下,对于离开了神的现代世界和现代人性而言,神代表完满、整全的秩序,它应该是不断地生成于个人的具体工作之中的:“……正如你在儿时已经有一次很辛苦地为他工作过一样。好好地忍耐,不要沮丧,你想,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我们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不会使神的生成比起大地之于春天更为艰难。”“艰难”也同样是里尔克倾心的词,他认为艰难的事情工作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而艰难意识本身就意味着持久努力而非瞬间倾泻式的写作、言说、工作态度。

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

里尔克揭示了创作者写作的“动力源”,不在于不断扩张、获得宇宙和天空高度的浪漫主体,而在于不断地走向自我的深处,挖掘埋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宝藏”。我们在许多卓越的作者那里都能看到这样的精神运动轨迹,无论是沈从文、何其芳还是卡佛、帕慕克……他们总是重返同样的记忆和经验材料,而不是无限地扩展和发明自己的经验,他们创作的成长、深化和丰富,在于不断地挖掘和重构这些原料。这种走向自我的历程,在里尔克那里化为一种命运感,而在这样的命运感之下,每一件微小的事物和事件都有其意义,这为诗人书写平凡的、琐碎的事物,而非总是萦绕于看似富有崇高感的大词,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基础。

诗人批评家唐湜评价40年代的冯至时说:“一个沉思时代的窗帷由他揭开了。”冯至的诗体小说《伍子胥》也正是这种沉思的继续。

诺瓦利斯等浪漫派诗人也有一些和里尔克类似的判断——比如走向内心,理解自我才能理解他人等等,而里尔克所说的万物共有的“根”也近似“宇宙灵魂”这样的概念——但里尔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引入了对于琐细事物的强烈关注,他的“物诗”就是这种观念最好的实践:“啊,人们要更谦虚地去接受、更严肃地负担这充满大地一直到极小的物体的神秘,并且去承受和感觉,它是怎样极度地沉重,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容易!”当代诗歌重视及物性和具体性的写作,也部分地从里尔克这里获得了起源。

这首诗对于理解冯至的《十四行集》是具有向导作用的。诗人正是带着重新发现的惊喜去观照常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事物。这种“新的发现”是大千世界对于诗人的生命启示,是诗人的哲理感悟。这里的新的发现,与其说是诗人眼睛的洞察,不如说是一颗沉思的心灵的觉识。冯至的发现,因此既可以说是诗的发现,也可以说是哲学的发现,只不过诗人的哲学并非凭助抽象的概念与逻辑,而是诉诸平凡的意象。在日常印象中,诗人构建了具有超越意蕴的哲理空间,正像里尔克俯临万物,冥思存在一样,这种寓启示于凡俗的诗歌艺术或许是冯至真正受益于他所激赏的文学导师里尔克的地方。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阅读和谈论里尔克的风潮再起于中国大陆,特别是凭借北岛的文字,里尔克的诗行和人生故事重新强劲地回到无数“文艺青年”的视野中,而有赖于话题的普遍、广泛和文字的相对亲切平易,里尔克作品中传播最广的仍然是这部书信集。

这一切观念的思考在冯至的笔下最终凝聚成一个生命过程的哲理图式。冯至对这种哲理图式的呈示有着十分自觉的意向。在《伍子胥》后记中,冯至这样说:“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若是用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伍子胥的故事被冯至理解为这样一种投掷,一种投入命运的过程,那段美丽的“弧”正是象征着“有弹性的人生”的一个“图像”。在这图像中,隐含着作者对生命历程的超越的把握方式。

茨威格如此回忆里尔克:“这位诗人在公众中从不出头露面,在人们中间从不提高嗓门,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音。”正如里尔克本人那样,他为诗歌带来了谦恭、谨严的品质。他认为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这一判断后来也成为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写作圭臬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诗歌的技艺基点。如何积累、把握、赋形自己的经验,而非根据青春的冲动在语言中滑行,是里尔克对浪漫主义诗歌抛出的重要问题,它反复被中国现代诗歌吸收、转化,无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这些诗歌观念都在无形中矫正着虚浮、迷乱、狂放的诗歌风格,也扭转和重塑某种已经形成陈规和偏见的“诗人”形象——里尔克的“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被许多当代诗人当作内心赞许的生活姿态甚至座右铭。

其中第二十六首《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当是冯至对他林中漫步时所触发的感悟的忠实记录。诗人发现林中还隐藏着许多深邃而生疏的小路,当他带有几分迷途的担忧走入一条陌生的路,回望间,突然在树疏处看到自己住的地方,诗人不禁感慨: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而进入战争年代,也使冯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大深沉的经验视野,对里尔克的“诗是经验”的说法有了更切身的体验。这种经验视野,只有历经了个体人生的磨难与坎坷,历经了民族的危难与文明的成毁之后,才能够最终获致。而真正博大深沉的诗境正有赖于这种视野的获得。冯至的十四行诗,正是把诗人的人生经验内化为生命的血肉的结晶,是诗人的个体生命的“小我”通过沉思与体认的方式与世间万物的“大我”内在契合的产物。

1926年,正在北京大学德文系学习的冯至最早读到了里尔克的《旗手》,为其文字中“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着迷,随后梁宗岱、卞之琳都曾翻译过里尔克的作品。

像座新的岛屿呈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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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钱理群曾经这样评价冯至40年代的这几部文学精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堪称冯至的‘三绝’:这‘生命的沉思’,提供了不同于他人的另一种战争体验,并且以其艺术的完美、纯净,特立独行于四十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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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的具有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般沉思色调的《十四行集》以及《山水》中的一部分作品是作者40年代初在昆明近郊森林中一所孤独的小茅屋里创作的,正像里尔克1922年在瑞士的一个古堡中创作了他的辉煌的《杜依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一样。

里尔克的作品最早进入中国文学的视域,有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冯至的译介。

1940年代的冯至贡献了被文学史家孙玉石先生称为现代中国最佳诗集的《十四行集》,连同中篇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一起,被钱理群先生誉为冯至的“三绝”,也使冯至的文学生涯达到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尽管《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讨论的范畴十分阔大,涉及写作、命运、爱情、人生的孤独本质等等,但并非散漫而无中心的格言式闲谈,我们能在其中看到一个清晰的、有连续性和带着问题意识的自我主体。如茨威格所言,里尔克身上难能可贵地实现了创作和生活之间的和谐,他在书中反对将二者区分开来,认为作为写作者,首先就应该根据写作的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都必须是这个创造冲动的标志和证明”。

《十四行集》正试图追求里尔克所达到的境界:“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冯至从里尔克这里接受的影响对他创作《十四行集》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尤其激赏里尔克透过表象世界洞见事物的核心和本质的超凡领悟力。在写作于30年代的《里尔克》一文中,冯至曾谈及里尔克在《布里格随笔》里评论过波德莱尔的诗作《腐尸》:“你记得波德莱尔的那首不可思议的诗《腐尸》吗?那是可能的,我现在了解它了。……那是他的使命,在这种恐怖的,表面上只是引人反感的事物里看出存在者,它生存在一切存在者的中间。”里尔克把波德莱尔从恐怖和丑恶的事物中看出“存在者”视为诗人的使命,冯至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里尔克。他认为里尔克在“物体的姿态”背后,“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灵魂”。这种进入事物灵魂的过程,就是进入本质去洞见存在的过程。冯至的十四行诗也正是从普通意象中生发深刻的哲理,如里尔克那样去“倾听事物内部的生命”,“从充实的人性里面提炼出了最高的神性”。这种神性蕴涵在冯至笔下的一切看似凡俗的事物中:原野的小路、初生的小狗,一队队的驮马,白茸茸的鼠曲草……这些事物笼罩在诗人沉思的观照中而带有了启示意味,化为诗人潜思生命万物的结晶。而支撑着更内在的诗质的正是诗人对人生经验的深切的洞察与沉思,进而把人生经验内化为生命的结晶。正如冯至在《十四行集》序中所说:“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诗人所走过的城市,山川,所看到的风云,流水,都内化为生命的组成部分,世间万物构成了类似波德莱尔诗歌《契合》中所歌咏的那种彼此深切关联和相互呼应的交响,同时又与诗人的内生命发生了深深的共鸣,正像冯至评价里尔克的诗所说:“人与人以及人与物,借着呼吸,互相贯通,互相生活。在这一点小小的呼吸上,可以想见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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